前文已经提到，行政处罚除应具备可罚性之外，还要具有可归责性。
实际上宪政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社会中，如何处理作为管理者的政府与作为被管理的民众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如何使社会管理者具有足够的权能和发挥充分的效能而同时又使他们不致滥用权力和滥施淫威？不同文化传统都从不同角度探索过这一问题，并进行了各种理论和实践的尝试。同时人们也认识到，任何权威都有脱离民众的倾向，任何掌权者都有滥用权力的可能。
这一时期所以会出现这种趋向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伊斯兰教国家相继沦为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其宪政运动和立宪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国家直接或间接的操纵。自1956年第一部宪法颁布以来，宪法经历了多次修改，其间几次因军人掌权停止了宪法的效力, 现今的政权即是通过军事政变途径取得的。在现实中，民众武力反抗，不得不与强权妥协，服从哈里发的权威，并举行宣誓仪式表示对他的臣服和效忠。在这种论证的基础之上，他阐述了伊斯兰教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原则。该敕令宣布政府保障帝国全体臣民的生命、荣誉和财产的安全。
宣布所有臣民不分种族和派别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六，内容与形式多种多样。上述现象体现的是养老的个体化与私生活的封闭，居家养老与社会化服务，居家养老与保险给付相结合，乃是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
前者的财政支持力度较大，收费较为低廉、服务较有保障，后者则良莠不齐。[22]关于第二类被保险人，并非所有需要照护的当事人都能成为被保险人，第二类被保险人非因特定疾病需要照护时，仅能依其他法律，例如身心障碍者法获得综合性的照护服务。社区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在为居家老人照料服务方面，又以上门服务为主，托老所服务为辅的整合社会各方力量的养老模式。中国社会虽未摆脱发展中国家之社会基础，但老龄化、高龄化趋势颇似发达国家，未富先老几乎成为共同认知，如何应对硬性养老服务，出路只能是社会养老，基于此点而建构的照护保险制度已成五大社会保险制度的支柱之一，中国社会保险制度之建构同样须面对如此难题。
以日本为例，日本介护保险之保险人，为市町村及相关特别区，市町村（特别区）承担介护登记的认定，介护认定审查会的设置等。[10]照护保险法编入德国《社会法典》第十一篇，1995年开始居家照护给付，1996年7月1日开始提供机构照护给付。
法定疾病保险给付的范围由此扩大到严重照护需求性的给付范围项目，具体包括在《社会法典》第五篇健康保险项目之增加给付范围的规定：（1）经医师确认，因疾病或身心障碍而生活须受辅助时，可获得居家照护。[14] 德国、日本作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保险制度已相当完备，而照护保险制度作为新近产生的一类新型社会保险制度，亦是社会发展倒逼法制之推进。[20] 参见陆敏清：《日本照护保险法制研究》，台湾中正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 2002年，第44-45页。[11]该法的颁布与实施使得德国照护保险制度更加精细与科学，亦更具可操作空间。
[1] 参见《中国成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载《第一财经日报》2015年9月24日。三、我国长期照护的零星实践探索及法制阙如 如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曾经遇到的难题，曾经解决难题的过程一样，我国目前正经历着由医到养、医养结合、个别养老到社会养老的深度变迁中，几千年来的养儿防老的格局将被打破。（二）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 所谓的居家养老，是指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以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护理费（二级）800、护理费（一级）1100、护理费（专护）面议。
上世纪90年代初，照护保险独立于健康保险呼声高涨，1994年4月22日联邦议院通过《照护保险法（草案）》，同年4月29日联邦参议院通过该草案，之后经总统签署公布，该法于1995年1月1日起实行。老人保健法一改过去老人福利法之医疗无偿化措施，对70岁以上高龄者承受定额之部分负担，且逐年提高其部分负担。
所谓的善事父母，包含了养老在内的一切善待父母的举措，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与伦理的价值导向。一次性生活用品代办费450。
（七）争议处理机制及权利救济 长期照护保险属于社会保险之一类，社会保险法制的实施，必然涉及权利救济问题，自然亦产生争议处理机制的建构问题。至于完全私营的养老服务机构，其服务标准、收费标准、护理标准更是难以控制。日本曾出现过孤寡空巢老人的自杀事件，尤其是日本《介护保险法》出台前后，这种现象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21] 我国目前尚未建构长期照护保险之保险经办机构，以笔者观点，应当借鉴德国经验，将医保之保险人（医保经办机构）与长期照护保险之保险人合二为一，业务分开办理，基金各自运行，这对于节约人才和行政经费以及专业互通各方面皆有价值。(4)为失能、高龄、独居老年人提供紧急救援服务。但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路径，亦有中国特色的国情现实——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社会结构所产生的相关问题。
[26]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关系结构复杂，既可能发生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照护保险争议，亦可能发生被保险人（及其亲属）与照护服务机构（保险辅助人）的服务争议，也可能产生被保险人与照护等级认定机构（保险人委托之法定机构）的照护等级争议。1993年8月27日依护理人员法制定的护理机构设置标准，首次将护理之家、日间照护、居家照顾机构定位长期照护机构。
[17] 台湾地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不断地推进老年长期照护实践，累积了相当多经验。[23] 参见陆敏清：日本照护保险法制研究台湾中正大学硕士论文 2002年，第51-54页。
以德国为例，德国实施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其目的主要是向病人和长期护理服务提供方(家庭成员、朋友、健康护理专业人员)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以减轻社会福利的负担。未来独生子女之父母进入养老服务对象年代后，大约是10年至20年之后，该类问题的严峻性可以用危机四伏来形容。
[14] 参见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有斐阁2014年版，第410页。（二）高龄失能老人长期照护难题 在老龄社会中，失能人口的比例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社会中的以孝为导向的养老问题在当代中国遇到的难题，不论城市与农村皆有其相应的障碍和纠结。[16]从1980年老人福利法颁布后，台湾地区在健康维护（老人预防保健服务、中低收入老人医疗费用补助、中低收入老人重病住院看护费补助）、居家照护（居家服务、设置居家服务职员中心、中低收入老人住宅设施设备补助改善）、社区照顾服务（紧急救援、日间照护、营养餐服务、临时照顾）、机构养护服务（分长期照护机构、养护机构、安养机构、文康机构、服务机构等）、老年经济安全（低收入户老人生活补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中低收入老人特别照顾津贴）。
因老龄人口比率、失能失智概率、长期照护成本、社会平均收入变动等，影响保险费率、保险缴费基数之形成。应当说，照护等级之认定是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的核心制度之一。
设立经营性养老机构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后，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长期护理保险在发达国家早已有之。
经许可的，依法办理相应的登记。目前，我国已经开始长期照护保险实践试点。
长期照护服务机构系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实践的必要主体，尤其是针对失能失智老人在机构养老的情形，该机构必然成为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之一。但医疗、教育等属于社会事业，不能以产业化带动服务发展，而应以服务事业发展联动产业发展。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长期照护保险之保险人之组织设计存在相应的差异，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管理层面的历史与文化。而行动不便，但能自主进食、大小便与洗浴自立者需要花费要低一些。
个人风险并未由社会保险得以遮蔽，或者说老人失能之个人风险尚未完成社会化分担。[1] 2017年3月28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指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老龄事业改革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窗口期，形势严峻，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高龄老年人将增加到2900万人左右，独居和空巢老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老年抚养比将提高到28%左右。
诚如上文所言，机构养老，尤其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之养老必然涉及医养结合的问题，其重心在养而不可缺医，换言之，基本的医疗服务在养老服务机构必然有所体现，因此，相关的护理标准和护理人才是客观必需的。或者说，部分残障青年如果生活无法自理，一样可以得到长期照护。
最后，属于重度依赖老人之养老服务，其收费由面议决定标准，实则是个人埋单，换言之，个人风险毫无社会保险遮蔽，个别经济能力较强且早已购买商业险的当事人可能报销此笔费用。[24] 参见林美色：《长期照护保险——德国荷兰模式析论》巨流图书公司 2011年版，第255-265页。